刚开始的时候，杨澜觉得慈善只是个人的事，常在冲动之下捐钱。可是在担任政协委员后，她就觉得慈善不应该是出于个人冲动，而是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她认为社会应该有爱心，同时，在市场竞争机会不是很均等的情况下，民间应该有互相扶持的力量。杨澜当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公益事业的立法机制、税收机制和操作规范。几年下来，慈善早已成为杨澜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作为主持人，她的成功毋庸置疑，与各界名人从容交手之后，她打算坐下来，聊聊天下的女人、男人和家庭；
作为商人，她在理想与理智间徘徊良久，曾经以为的捷径却是乱石一片，横穿过去崴了脚，但目标依然明确；
作为女人，她拖着旅行箱四处奔波，今年冬天，她心中一动，突然打算在家举行一次圣诞派对；
作为母亲，她对错过了孩子们的成长感到遗憾，同时又为孩子们的成长喜悦不已；
作为慈善家，她有一颗与生俱来的善心，却行事低调，她说，有人能接受你的帮助是你的福气。
三十六岁的杨澜不刻意回避自己的年龄，却轻巧地跳过貌似光环的“圈套”。她坦言生活并非全靠好运，经历过恐慌、害怕、沮丧和懊悔，可以更加从容不迫、坦然自由。
新京报：这些年来你一直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听说中华慈善总会刚刚授予你“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的称号，你怎么看待慈善事业?
杨澜：中华慈善总会请我出任慈善大使，希望能够横跨各种项目。我所担任的第一个具体项目是“英语列车公益英语慈善助学工程”，任何人只要在指定机构担任义工，就可以用做义工的时间折算后来免费学习英语。我觉得这挺好的，尤其是针对年轻人，做义工其实也是现在都市年轻人的一种时尚。
这个社会真的开始文明起来了，它不应该是名牌堆砌而成的，还应该有一种凝聚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相互支持的愿望其实是与生俱来的，这不需要后天教育、提高认识才能获得。善心是人的一部分，你看到小动物受伤就会流眼泪，其实慈善就是大家把这种能量释放出来。
新京报：你做慈善的初衷是什么?
杨澜：最初就是出于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是人的本能，很多人都有，很多人也都在做。也许有人觉得社会太冷漠，或者大家因为竞争机会不平等，有些愤世嫉俗，把这种能力给淹没了，但是它在一点点地恢复。
新京报：这些年来对于慈善事业的思路有没有变化?
杨澜：以前更觉得是个人的事，一冲动就捐钱，比如看到某个报道后就想，“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就想帮她。但是2003年我担任政协委员后，就觉得慈善不应该是出于个人冲动，而是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应该有、爱心。在市场竞争机会不是很均等的情况下，民间应该有互相扶持的力量。当时，我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公益事业纳立法机制、税收机制和操作规范，当时不少政协委员附议这个提案，民政部和财政部还写了正式的回复画。
新京报：你认为慈善是否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怜悯?
杨澜：不，我并不认为慈善是一种单方向的怜悯或施舍。我最不喜欢那种把家里的旧衣服也不洗就捐出去的行为--因为这不是把一个你不要的东西施舍给别人，你对别人要有尊重。咱们中国人相信善缘，就是说别人能够接受你的帮助是你的福气，你能给予是你的幸福，哪怕是你不穿的日常衣服，也要洗干净、叠好了再捐出去。
新京报：所以说，其实接受捐助的穷人也是有尊严的，
杨澜：我觉得慈善是互相的，不会因为你富还是穷而有变化。那年我刚从美国回来，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女孩很艰难，父亲去世了、母亲下岗，下面还有个弟弟，但她学习很好。当时我还属于冲动型的，就送去几千块钱，其实也就几千块钱。但是半年后那位母亲给我寄采--件毛衣、一条毛裤，用纳是最普通的蓝色毛线，样式也很传统，但是针脚非常匀称，一看就知道是位心灵手巧的妈妈。毛衣、毛裤是送给孩子的，当时我特别感动，觉得这种扶持是互相约，绝不是单方面的。两件毛衣也许不值那几千块钱，但是那位母亲也有自己的尊严，即使穷人也有为别人付出爱的能力。后来，我的两个孩子都穿过这套毛衣，我相信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气。
新京报：除了捐款，你还在慈善方面做些什么?
杨澜：我个人捐助的力量很有限，更希望帮助慈善基金会做一些公共意识方面的宣传，比如劝募、策划一些长期宣传战略，还希望利用自己酌人际网络，促进国际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交流。我认识在国际上做慈善事业比较出名的人士，还有一些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如何募集资金、有效管理基金等等。此外，国外一些有上百年历史的慈善机构，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希望促使他们与国内的慈善机构对接起来，一起交流。对我来说，慈善不再是个人纳一时冲动，更多的是理性。
新京报：现在慈善在你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杨澜：慈善事业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明年一月我还要参加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纳筹款晚会，前一阵参加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筹款晚会--这种慈善晚宴的形式在这几年流行起夹了，我觉得挺好的，反正也占不了多少精力，能做就做一些，等七老八十了，再想参加也没人请你了，呵呵。
新京报：我在中华慈善总会和北京慈善协会了解到，他们从国内募集到的资金并不多，中华慈善总会一年筹到的公益善款只有1亿元人民币，你认为原因何在?
杨澜：我个人认为目前社会的捐赠还是多出于冲动，而非理智的。危机情况下，比如长江发大水、SARS发生时，筹集到的善款数目很大，但平时却很少，跟我们的GDP完全不成比例。从社会角度来说，捐赠应该是长年累月的，把力所能及的慈善行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慈善机构方面而言，募集也应该有个长期计划。
新京报：近期公布的一些慈善榜与富豪榜呈很大反差，似乎中国的企业在慈善方面大部分显得很淡漠。
杨澜：从基金会纳运作来看，应该有更多机构性的投资，数额比较大也比较稳定。应该推进中国企业的公民意识，像很多跨国公司，一年拿出多少经费做慈善和公益事业，既是公司形象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观在中国企业很少有这种规划，但据我所知，他们慢慢也从利润中拿出点钱来，想做慈善。但是做什么奸，选择什么基金、什么捐募项目是可以信任的-…他们通常显得很迷茫。所以，针对这些人，应该适当给予一些培训和沟通，慢慢的国内企业就有这个意识了。
新京报：有人认为，目前国内对慈善机构的冷淡是出于对其运作的不信任。
杨澜：民众应该对慈善机构有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运作同样需要成本，过去更多关注我捐的钱是否送到被捐赠对象的手中了，忘记了运作成本。在国外，从善款中提取10%到15%用于营运和管理是合理的，但需要严格的立法采管理。慈善机构本身不是一味不花钱或降低成本，它需要必要的宣传和专业跟踪管理。
曾经是像战士一样的商人
新京报：这几年来，你一直在商人和主持人两种身份间更替，作力主持人，外界几乎是交口称赞，但是作为商人却受到很多质疑。
杨澜：是的是的，我做商人第一缺乏这方面的天赋；第二，到现在为止，刚刚入了点门、闻了点味儿，也付出了很高昴的学费。但是我可能跟纯粹的商人还有所不同，我一直希望能用商业这条路去树立一个有国际认同感的文化品牌。而主持人，我认为是最单纯、最快乐，呵呵，相对来说驾轻就熟的一种职业。但是这两年的商海沉浮，对我做主持人有很大的帮助，让我的心沉下来，在采访中更多地体会别人，而不是简单下判断。
新京报：你在主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什么?
杨澜：积累，包括采访经验、不同领域的知识、资料的占有，还有就是采访对象的口碑。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做主持人会有“恐慌感”。
杨澜：那是针对七八年前的体制，我在央视做主持人还是一个相当被动的角色，那时觉得只靠青春很危险，命运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感到恐慌，就想不断补充自己。其实年轻人都有拓展自己事业和领地的愿望，能带来某种安全感。但是一旦从温室里出来，就发现风吹雨打都没人给你遮挡。
新京报：后悔过吗?
杨澜：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后悔过--当然最难的时候也后悔了，“哎呀，我干吗要选择这么难走的路呢，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我本身对财富也没有很高的期望，做主持人的时候就过得很滋润了，只是希望做点事情。
新京报：你现在是否已经从容了?
杨澜：也不能说从容，只是比去年从容了。2003年的经营压力最大，看不清前面，只知道一条路走不通了，旁边有六七条路，却不知道该走哪条。
新京报：那时候什么感觉?
杨澜：就是要靠自己，没有人可以指望得上——除了老公，只有老公跟自己同舟共济。
新京报：害怕吗?
杨澜：害怕。有过沮丧，那段时间的社会压力很大，大家都在说是不是失败了，做不下去了。也有过懊悔，本来可以更早做出调整，但是由于自己的理想主义给错过了。更早一年，吴征就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地跟我说行不通，但我那时有点魔怔了，“咱们再试一试吧，再撑一下，再努力一下，再赔点钱也许就…”就像人上麻将桌下不来了。
新京报：他不能说服你?
杨澜：他特别可爱，不能说服我他就说，既然你非要做，那我就陪你做。所以我感到懊悔，没有听从理性的商业判断，而是执着于自己理想的价值判断，这在商业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愚蠢的--文化理想与商业判断并不矛盾，但不能混为一谈。不管怎么样，今年年底，这口气缓过来了，当我们专心做自己的内容和品牌时，天地一下子就宽了。
新京报：那段时间吴征对你很重要是吗?
杨澜：是的，非常感谢他陪我走过来了。牢骚和怨气谁能给你吸纳，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可以坚强到只靠自己，每个人都是很脆弱的，家庭纳精神力量是非常伟大的。
最近在中国工商管理学院上一个培训课程，有…外国老师讲课，说战士和商人有什么不同，战士在阵地上要坚守到最后，死也要死在阵地上商人呢，就像在舞厅望跳舞，随时知道出口在哪里，一旦着火立刻逃生。吴征就跟我开玩笑，说我前几年就像一个战士一样。
出差的女人没法讲究生活
新京报：你是一个生活讲究的人吗﹖
杨澜：一半时间都在出差的人究竟能有多少时间来讲究生活，这个我很怀疑。我们家更换得最勤的就是旅行箱--很快就坏了，买新的要选耐磨、颜色醒目的--以防别人拿错。
新京报：今年圣诞节打算怎么过?
杨澜：前几天我突然有个心思，我多久没在家招呼过客人了，觉得自己都不像个主妇，所以今年圣诞节一定要在家里开Party，请亲戚朋友吃一顿平安夜大餐。那天我弄了棵圣诞树，挂了很多装饰品，满手都是金粉银粉；菜谱我已经想好了，谁来做我也想好了，还琢磨着用什么样的餐具、酒杯、蜡烛、吊什么样的灯……哎哟，我幸福地张罗了一天半就又开始出差了。但那一天半我特别幸福，其实我本来就应该这样，一个主妇就应该有待客之道。过去几年我太执着于事业，把生活中应有的乐趣都忽略了。现在公司业务稳定了，我把乱七八糟的事都推掉，腾出点时间陪孩子做功课，得有个主妇的样子，时不时请朋友吃个饭——这是我2005年的计划。
新京报：你的家都是你布置吗?
杨澜：是的——不过，有两个孩子的家能怎么布置？沙发和地毯必须是深色的，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穿着大球鞋上去了，墙上被孩子用蜡笔画上了画，瓷器说砸就砸——还是等他们长大再重新粉刷、布置吧。
新京报：平时有什么爱好?
杨澜：哪儿有时间爱好，工作完了就陪孩子，我现在最大的爱好是看动画片，儿子和女儿喜欢的不同，我要个个奉陪，遇到日本动画片里的粗口，我还要给他们过滤。
新京报：你曾经说，事业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没法解决，现在找到好的办法了吗?
杨澜：像我这样满世界乱飞，这事儿没法解决。昨天我给儿子打电话，小学开运动会，每个家长都陪孩子参加运动会。他说，妈妈我赢了，但是摔了个大跤，头磕破了。我问他哭了吗，他说，我没哭，男子汉不能哭。我失去了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东西，他们成长得太快了，错过了很遗憾。你说怎么办?反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种差旅怎么应付，所以我也很困惑。
新京报：你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练过瑜伽吗?
杨澜：没有，就是奥运火炬接力时我晨跑过一阵子。人家跟我说跑得快慢不重要，关键是要姿态优美，不能气喘吁吁。我就天天在小区里晨跑，练习“姿态优美”。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留短发，是为了塑造干练的形象吗?
杨澜：直接原因是生小孩时我用母乳喂养，掉了很多头发，就剪了短发。没有刻意塑造形象，也许潜意识里有，这就不知道了。短头发可能就一直留下去了，做电视的人，有时采访需要去条件艰苦的地方，好几天不能洗澡，最好有个容易打理的发型。
新京报：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杨澜：我对时尚不敏感，也已经不是乱穿名牌的年龄了。我基本了解自己的风格，喜欢线条简洁、现代感一点的，利索、帅气的衣服。那种嬉皮或者波希米亚风格的，一大堆蕾丝、薄纱、丝带……都不适合我，可能更适合自由撰稿人。做主持人既不能完全不了解时尚，也不是专业时尚人士；不能太妖艳，也不能太土；不能太前卫，也不能太传统——就在一种大众主流审美的框架里。
新京报：你今天的服装乍一看很简单，但是坐在你面前，慢慢发现袖口很别致，手表也很别致。
杨澜：我希望别人第一眼别太注意我，但第二眼还挺耐看。式样不太夸张，细节比较好，别人跟你谈一小时话也不会觉得别扭。
新京报：作为36岁的女人有什么感悟?
杨澜：谢谢你提醒我的年龄，反正我也不在乎--就是觉得人应该真正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活着，不必过于在乎别人的评价，就是这么简单。
（本文摘自《新京报》）
个人档案
杨澜1968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学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国际事务学硕士。1990年至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节目；1997年7月至1999年，在香港凤凰卫视制作并主持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2000年开始担任阳光文化媒体集团董事局主席，开创“阳光卫视”；2001年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推出世界名人专访节目《杨澜访谈录》；2003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任阳光媒体投资有限公司主席。
